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拨乱反正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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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拨乱反正和新启蒙运动

邓小平（1979年）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出访意大利（1986年）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延续到邓小平时代早期。1980年，華國鋒辞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取代，而恢復設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則由胡耀邦取得。中国官方认为，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本完成，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62]。而直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鄧小平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且其巨大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92年南巡，甚至1997年逝世前后[263]。

1978年5月，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动了一场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凡是派”，促成了全社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大陆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起点[264][265][266]。1978年民间也自发出现“民主墙运动”，要求自由和民主，支持“求是派”，此后引发“北京之春”[267]。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68]。这次讲话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269]。

1978年12月12月18日至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而此次会议也成为了拨乱反正时期的重要节点，“改革开放”正式启动，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63][270][271]。

1978年后的数年内，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平反的案件达三百多万件，并特别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追悼会、彻底平反、恢复名誉[272][273][274]。1979年起，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成员及家属获得平反或“摘帽”，消除了身份歧视[275]。1980年11月20日，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开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而王洪文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276][277]。1983年，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事件频发，邓小平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严打，三年多共有2.4万人被判处死刑。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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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改革開放

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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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四项基本原则

拨乱反正自1970年代末持续到1980年代初，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官方正式認定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為一個錯誤。中國也公開審判包括江青在內的「四人幫」等「文革」中的主要領導者。新的、較務實的領導層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而不是頻繁的政治運動，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270]。鄧小平也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認為並不能因為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就放棄某一政策，事實上打破個人崇拜的土壤[264][267]。鄧小平也不像陳雲等一批比較保守的共產黨人，邓并不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不能用在社會主義中國。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促成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席卷了中国思想界和民间社会，提倡重拾五四运动精神“民主”与“科学”，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反文革、反封建、反传统[266][278]。1979年以後，原先被打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學者恢復工作，而藝術家、作家、記者們也給予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來創作、報道。但在意识形态的解放上亦有阻力，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思想解放的政治红线，民间“民主墙运动”和“北京之春”受到邓小平等人的打压。此后，1983年中国大陆的左派保守势力主导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1986年底至1987年上半年，左派保守势力再次主导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均被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所平息[279]。

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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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改革开放 § 对内改革

位于经济特区深圳的邓小平画像

在1978年12月轉折性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擴大農村人口收入，鼓勵國有企業自主經營，降低中央計劃，並在中國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全會也決定加快司法體系改革，還向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多份新法律的草案。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一行期间，强调了“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小康”的概念；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引用了“小康”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280][281]。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指的是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而實現這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方法，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黨的任務就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降低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強調政策的有效性。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遠景需要很長時間，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的努力才能實現，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共同貧窮（原話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雖然鄧小平為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與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本人並沒有提出很多經濟改革的具體方案。很多時候改革是由地方領導自行提出的，往往並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如果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么全國就都可能普遍採取這種措施（大陸媒體多稱之為“貓論”，即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很多經濟改革的政策都來自其它有經驗的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四小龍等。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行的「新思維」有很鮮明的對比。「新思維」的很多政策是由戈爾巴喬夫本人親自貫徹落實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鄧小平採取的「從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蘇聯「從上到下」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鄧小平的改革中，計劃型、中央管理的宏觀經濟由技術官僚負責，而放棄毛澤東以前採取的全民運動式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與蘇聯體制或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宏觀管理是間接通過市場體制來實現的，而很多還是從西方國家所採用的經濟規劃及控管機制中借鑒過來的。宏觀的經濟管理並不妨礙在較低層次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產出，他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取代原有的集體化農業，農民被允許通過向自由市場販賣農產品來獲得額外的收入。在地方一級，政府利用物質刺激而非政治口號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282]。12月，深圳市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首次进行的土地拍卖[282][283]。

鄧小平將中國的經濟引上一條重視輕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政府鼓勵對輕工業的投資，縣、省一級也可以自己投資建設工廠。輕工業產出對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往往是十分關鍵、重要的。這種週期短、成本低、高外匯收入的產業所創造的收入，能夠為以後技術含量高、資本運作複雜的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然而與其它經濟改革並不太成功的國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國的輕工業投資並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國重工業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銀行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消費儲蓄。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防止利潤通過稅收或銀行體制以外的任何方式進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產業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間接的。總而言之，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些改革措施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補的。

改革也十分重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新的物質刺激與獎賞制度在全國實施。農村市場恢復銷售家產或多餘的農產品，也促進農村工業發展，還為更艱難的經濟改革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的（特別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或布哈林的經濟政策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允許私有企業以及貿易市場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鄧小平首次會見阿曼德·哈默時，鄧小平要求這位曾經參與投資過列寧時代蘇聯的工業家向他詳細地解釋列寧當時的新經濟政策。

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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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改革开放 § 對外開放和改革开放 § 外部援助和投资

改革开放期间，中國決定通過增加國際貿易，特別是購買來自日本和西方的機械來加速現代化進程。通過這種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中國獲得一定的外國資金、市場、先進技術與管理理念，從而加快其經濟建設的步伐。1979-1980年，鄧小平等人支持在深圳、厦门、珠海等中國多地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业区正式建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验区，在袁庚等人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出了“蛇口模式”、诞生了知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此后向全国推广[284][285]。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认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286]。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先后在蛇口成立[285]。

1984年5月，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城市被定为沿海开放城市。与此同时，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改革开放期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法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援助，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287][288][289]。

科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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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深圳常被誉为“中国硅谷”。

1977年，邓小平主导恢复了由于文革而中断十年的高考[262]。拨乱反正期间，“实施义务教育”的口号被提出；在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1982年“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被写入新编宪法《八二宪法》，恢复了对知识和教育的尊重[47][48]。1985年，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提议下，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1986年，中国大陆《义务教育法》颁布，九年制义务教育确立。

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观点[290]。1981年12月，邓小平批准修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此后又多次会见支持该项目建设的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1984年10月7日，对撞机工程破土动工[291]。1985年2月，中国南极长城站建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同年3月，秦川核电站动工建设，是中国大陆建成的第一座核电站。1986年3月，在四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建议下，邓小平亲自批准开启了“863计划”，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负责，同年即调拨100亿人民币作为项目专项资金（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二十分之一），863计划此后的重大成果包括神舟飞船、蛟龙号潜水器、天河一号及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龙芯等等[292][293]。1987年，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动工建设，是中国建成的第二座核电站，也是中国首座使用国外技术和资金建设的核电站[294]。人才方面，邓小平批准了包括陈省身在内的诸多外籍华裔人才的引进[295][296]。

1980年代起，深圳、北京中关村等地的高新电子技术产业崛起，后被誉为“中国硅谷”，其中华为（1987年起）、中兴（1985年起）、康佳（1980年）等知名企业在深圳创立，联想（1984年起）等知名企业在北京创立[297][298]。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1984年，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此外，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还诞生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系列新的文学流派。

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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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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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八二宪法和宪政主义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299][300][301][302]。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强调[299][301][303][304]：

宪法应当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要体现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

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但此后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305]。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303][306][307]。《八二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306][308][309][310][311]。其中的部分修订内容包括：

删除了诸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文革语言[312]；

取消了“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条款，不在具法律效力的宪法正文直接出现“中国共产党”字样[313]；

规定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313][314]；

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党与法的关系、推行党政分离，将中国共产党党务机构分离出国家机构运作体系，明确区分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306][315]；

恢复了《七五宪法》中废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职务，任期一届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国家主席单独行使的职权都是礼节性或象征性的，具有这样特征的国家元首一般被称为虚位元首[316]。

后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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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主持了中国1980年代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317][318][319][320][321]。1986年上半年起，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128][317]。6月2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 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22][323] 8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我们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领导体制的改革，不是指政治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否定这个制度。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从今年开始的，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讲过，后来我也讲过。为什么今年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政治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改不动，改不了。”[324]

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28][318][322][325]。9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326]。但他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并要求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325][327][328][329][330]。邓强调[325]：

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此时，体制内外的人士对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而外界也对此次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抱有期待[128]。其中部分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325][327]。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325]。

1986年10月， 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简称“中央政改办”），具体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等人负责，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报告《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获邓小平认可[331][332]。1987年初，胡耀邦因“八六学潮”而被迫下台，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并平息了左派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279]。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该报告由鲍彤负责起草，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279][318][332][333]。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等[318][333]。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318][332]。同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331]。

1989年，随着六四事件的爆发，赵紫阳等人被撤职，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停滞，有学者将此次政治改革的失利归咎于邓小平的个人局限性（譬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共左派保守势力的干扰和围剿，还有人认为六四事件中部分过于激进的学生也负有责任[129][130][325][334][335][336][337]。

民主运动及政治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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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八六学潮、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和新启蒙运动

八九民运

在中国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現實政治控制以及諸如物價上漲、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而此时的东欧民主化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在“新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與自由，中共內部的一些元老则不斷懷疑改革的進度以及改革的最終目標與社會主義背離。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學生開始公開反對改革的緩慢進度，也使這些中共內保守派更確信對改革的懷疑，擔心這種改革可能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胡耀邦这一鄧小平的親信以及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被指責應該為1986年的示威事件負責，而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而副總理李鵬被任命為總理。在趙紫陽接任後，他所倡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價格調整也引起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強烈不滿，有人提出應該加強中共中央在經濟上的控制，並且抵禦西方影響，這最終導致一場政治爭論。1987年-1989年3月，爆发拉萨骚乱。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學生以祭奠名義開始的請願活動，因政府的消极应对而升級，不斷擴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處理改革带来的問題和更大的政治自由，抗議也迅速蔓延至上海等其它大城市[338]。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認為學生運動被少數反中共反政府陰謀分子操縱，是反社會主義的動亂。5月13日，數百名大學生开始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否定4·26社論，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學生的訴求應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主張武力鎮壓。5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實行戒嚴，并于次日颁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6月3日，中共调集20万戒严部队，同日晚，官方宣称北京「已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晚11時至6月4日清晨，戒严部队進入北京城區，以武力强行驱散示威学生及群众，据各方估计造成约200-10000余人死亡[339][340][341]。

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干部并讲话，认为“六四”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342]，认为“极少数敌对势力”希望“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343]。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先前制定的方针和路线没有错，要继续坚持[344]。

六四天安门事件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分析了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原因以及性质，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345]，赵紫阳、鲍彤等中共改革派高层被撤职，江泽民、宋平、李瑞环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46]，此后中共强调开展“反和平演变”。国际社会对此事件中的武力镇压普遍表示了谴责和甚至进行制裁，也有部分国家表示同情或者支持[131][132]。

九二南巡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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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邓小平南巡

邓小平1992年南巡深圳时下榻于深圳的迎宾馆桂园楼

六四事件后，中國再度進入快速發展時期。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起初，黨內主張減緩政治改革力度以維持政局穩定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觀點，為了維護局勢的穩定，經濟改革步伐也曾一度減慢，直到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後，經濟局面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邓小平的“猫论”等知名言论广为流传。鄧小平再度重申要發展市場主導的經濟，拯救了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在中共十四大中，包括朱镕基在内的一批年輕、支持改革的新領導人取得最高領導地位。鄧小平及其支持者認為，經濟自由化以及進一步的改革對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除九二南巡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還公開支持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政策。雖然中國依然沒有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開放卻依然是中國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主張經濟對外開放並且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實行市場經濟。据中国官方数据，1979-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则只有2.8%[347]。然而，鄧小平的改革也遺留很多未解決的問題。他市場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國有企業已經無法贏利，而需要關閉。更嚴重的是，到1990年代中，很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措施已經不再有成效；農村收入降低，中國的三農問題是中国大陆領導人所面對的極大挑戰[82][83] 。最後，鄧小平強調務實，否定毛澤東共產主義理想化的作風雖然在中共黨內占主導地位，卻引起西方世界的懷疑。很多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觀察家都懷疑一個一一党专政的政治體制是否依然能夠控制越來越活躍與繁榮的中國社會。然而，這種問題與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國或1949年前中國所需要面對的戰亂、饑荒及社會不穩定等問題比起來，無疑是非常輕的[348] 。根據《財富》雜誌記者吉姆·羅沃的說法，「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至1994年間的改革帶來的有可能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對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進步影響上億的人口。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但他的時代並沒有結束。迄今，他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依然居主導地位，並以鄧小平理論的形式固定下來，在中國大陸被譽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349]，獲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等的地位，並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350]。

外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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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 邓小平时代

鄧小平訪問美國

改革開放后，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緊密。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鄧小平上台後出訪多個西方國家及日本，1979年，他訪問美國，與卡特總統會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式決定在1997年英國將歸還在鴉片戰爭中侵佔的香港（中國大陸官方稱從未喪失香港的主權，1997年只是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鄧小平同意在50年內不干涉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市民的生活方式。這種“一國兩制”的構想後來沿用在澳門問題，與葡萄牙在1987年4月13日共同簽署《中葡聯合聲明》。中國政府也希望這個模式能夠在台灣問題上使用。另一反面，苏联作為世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鄧小平認為由於地理上的原因，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要比美國對中國的威脅還大，但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赵紫阳等人会面，中苏关系正常化。

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中，美国宣布断绝与中華民國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国再次重申上海公报中所提到的一个中国政策，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认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则表示同意美国人民继续与台湾人民保持商务、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往来；美国国内的《台湾关系法》则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以鼓励台美之间的非官方往来[351]。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这些交流活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期間是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自1979年初开始两国就在《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框架下进行了数百个合作研究项目[352]。

军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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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越战争、华北大演习、百万大裁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

中越战争于1979年2月17日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越南，而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最低点。中国政府方面声称“越南种种举动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但实质上是为支援亲中的红色高棉而发动“自卫还击战”进入越南。而当时国际上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越南应从柬撤军，中国则应从越南撤军（实际上中国在一个月后从越南撤军，而越南仍通过傀儡政权维持对柬占领，长期拒不撤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认为是中国侵略越南，亚洲大部分国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国也要求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中国也应从越南撤军。越南于1989年1月宣布将于在9月之前将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此外，进入八十年代后中越两国继续对抗，“两山战役”持续十年，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相继爆发边界冲突，1988年双方还进行了“赤瓜礁海战”。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

邓小平于1981年6月正式就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同年9月解放军11.4万余人进行了华北大演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解放军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1984-85年，邓小平等人推进了中国军队体制的现代化、正规化改革，进行了“百万大裁军”、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一百万人，精简编制[55][56]。

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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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國水災史、中国地震列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航天意外列表

漠河市建有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介紹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

下表（可点击展开）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或重大经济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

时间

重大灾难

地点

死亡人数

描述

1979年9月

西枝江洪水

广东

151

东江支流西枝江的百年一遇大洪水[353]。

1979年11月

渤海二号事件

渤海湾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责任事故，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354]。

1981年1月

道孚地震

四川

150

约300人受伤。

1981年

超强台风（中国大陆编号：8108号）

浙江等地

1283

在浙江乐清一带登陆，导致1283人死亡，但直接经济损失只有4.1万元人民币，是直接经济损失最少的台风之一[355][356]。

1981年7月

四川特大洪水

四川

888

2000万人受灾。

1982年4月

四·二六空难

广西

112

中国民航3303号班机坠毁，机上10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1982年5月

北江大洪水

广东

493

北江中下游地区洪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4亿元[357]。

1983年7月

安康特大洪灾

陕西

870

7月31日，洪水进入安康城区，造成经济损失4亿余元[358]。

1986年7月

粤东洪灾

广东

261

直接经济损失22.6亿元[353]。

1987年5月起

大兴安岭火灾

黑龙江

200余人

火势蔓延到苏联地区，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火灾之一[359]。

1988年1月

西南航空空难

重庆

108

中国西南航空4146号班机坠毁，机上10名机组人员、98名乘客全部遇难。

1988年11月

澜沧-耿马地震

云南

748

另有770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为20多亿元[360]。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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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拨乱反正 § 局限性和争议和六四天安门事件

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拨乱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不许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361][362]。 邓小平于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并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363][364]。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上以及在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反思中也体现出了邓个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坚持要求对毛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要求拥护“毛泽东思想”[130][365][366][367]。中共左派保守人士则分别于1983年、1987年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批判“新启蒙运动”中倡导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许多思想界和理论界人士遭到批判甚至撤职[36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垄断、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其中的部分强制性举措（譬如强制引产、结扎）和公民的人权受损也遭致诸多批评。在老少边穷地区，生产生活困难，迷信观念严重，部分人群反对计划生育，以至于发生多起称帝事件[369]。此外，政治改革的滞后、官倒、腐败、特权等问题引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譬如八六学潮、八九民运等等，而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高层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决策也一直饱受争议[126]。